文/王凡什么配资平台才是正规的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中发生的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，是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的突然病逝。这件事给力伯畏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。
任弼时的身体一直不好。1949年中央刚进北平，就于4月18日作出决定：任弼时必须休息。作出决定当天，他就在主治医生黄树则、保健医生刘佳武陪同下，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。
5月，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趋向恶化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。正因为此，10月1日的开国大典，任弼时没能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只好在玉泉山通过收音机来听隆重盛典的实况转播。
斯大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。在这个医疗专家组中有两位院士，表明斯大林对此事是很重视的。其中一位院士很值得一提，他是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，名叫瓦西林科，后来升任为院长。然而，在1953年的“反革命医生案”中，他受到了牵连，后来不知所终。医疗组的组长是外科大夫卡斯明斯基，组员中还有一位神经科大夫叫康诺瓦诺夫。
苏联医疗专家们为任弼时做了认真的检查。在会诊的报告上，他们写道：“重的高血压症，脑血管有明显硬化，心脏初期机能障碍；肾脏初期硬化，肝脏肥大，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；并有糖尿病，但尚不严重……”因此，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。
1949年12月，在刘佳武等人的伴随下，任弼时抵达莫斯科，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了20多天的治疗，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。到1950年春，任弼时的病情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，原本240毫米汞柱的高压降到了160毫米汞柱，基本处于正常水平。
1950年5月，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为任弼时做了全面检查，认为他在苏联的医治和疗养已显成效，可以回国适量工作。5月28日，任弼时回国，并带回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体检报告。
刚开始，任弼时遵照医生建议，每天在家“练习工作”2至4个小时。然而，眼见各位战友都比建国前更为忙碌，特别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，以及两天后美国的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，远东局势骤然紧张，任弼时再也无法安于置身事外的修养状态了，马上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分担中央的部分工作。
任弼时在信中说：“我回抵北京已近一月，血压尚继续下降(165左右)，身体也坚实一些，因此觉得还是照医生意见开始每日工作4小时为好……最近几天内，每日看电报、文件及报纸，总共在4小时左右，尚能支持得住，不感觉太疲倦。自然，初期不要过分疲劳，但做点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的工作我想是可以的。请加考虑。”
毛泽东见信后，即做批示：同意任弼时意见，试做工作，每日不超过4小时，主管组织部和青委。
然而，恢复工作后的任弼时，根本无法把时间限制在4小时以内，结果，不久就又出现身体不适。9月、10月原定休假，可当保健大夫们催促他休假时，他却提出等到12月再说。保健大夫们也奈何不得，只好依着他。这年的10月1日，他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与其他四位中央书记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一起，检阅了三军将士及数十万游行群众，这使他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遗憾得到补偿。
此时，中央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接连开会商议，有时议题一说开就延续至次日凌晨。任弼时也出席了会议，而且不顾有关部门和保健大夫到睡眠时间就退席的约束，也拖到午夜。这样，他的身体再度受到严重伤害，潜伏下病情骤然加剧和突发的危机。
就在志愿军入朝后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，10月24日，任弼时白天工作了一天，晚上，仍召集有关人员谈论即将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事宜。入夜后，他又看起秘书拿来的毛泽东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，其中有毛泽东亲拟的《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》的电文。在转战陕北期间，任弼时曾和毛泽东一起在前委指挥作战，故而对事关入朝第一战的文稿十分重视。这一夜，他没能休息好，加之近一个时期的过度操劳，次日拂晓即感到头疼和不适。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，但谁都没有预料到这次不适带来的结局竟会那样严重。
10月25日早晨五六点钟，在保健委员会值班的力伯畏突然听到电话铃响。电话是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打来的，要找傅连璋，说，任弼时今晨情况不太好。陈琮英打电话时，任弼时还没出现特别严重的症状。力伯畏放下电话，立即向傅连璋报告，然后骑上自行车赶往景山东街的任弼时家。
“我进屋时，他还朝我抬了一下手，我想他是和我打招呼。可是他的手臂刚抬起来，马上就掉下来了，而且继而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我知道他的老毛病是高血压，就赶紧给他量血压，发现他的血压很高。我立即通过电话向傅连璋汇报，傅连璋马上就赶来了。”力伯畏回忆道。
傅连璋发现情况严重，马上请陪任弼时来华的苏联专家过来，同时，又邀请了几位国内著名专家前来会诊。苏联专家接到通知后不久就赶到了；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蹇、内分泌科主任刘士豪，以及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也陆续来了；加上中央保健委员会系统的医生傅连璋、金茂岳、王鹤滨和力伯畏等，立即在任弼时的家中展开了抢救。
随着时间的延续，医生们感觉到任弼时的生命已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。傅连璋遂向毛泽东和中央发了任弼时病危的通报。通报说：“任弼时同志今早7时发生中风现象，右半身瘫痪，失语，血压230，脉搏100，大汗，病情严重……”
通报发出后，获得此讯的一些领导人陆续来到任弼时家看望。力伯畏记得来得最早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。因公务在身，他了解了抢救的情况后又匆匆离去了。他走时和力伯畏打了个照面，说：“有新情况马上告我啊。”
1958年，中央在湖北武汉召开洪山会议，林伯渠、董必武、徐特立、吴玉章、谢觉哉、王维舟（前排左起）同陈少敏、蔡畅、帅孟奇、章蕴（后排左起）等在一起合影
据时任毛泽东保健大夫的王鹤滨回忆，在抢救过程中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来了。他听张孝蹇综述了专家们的诊断后，悄悄把王鹤滨拉到一边，低声问：“鹤滨同志，你看弼时同志的病情怎么样？”“病情很严重，脑出血量很大，恐怕不行了。”王鹤滨据实相告。
在任弼时深度昏迷之际，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赶来了。他们建议对任弼时进行针刺急救。在征得陈琮英同意后，朱琏实施了针刺救治，但未能奏效。
1950年10月27日中午12时36分，任弼时与世长辞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内最高领导人—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。为他送葬时，毛泽东亲自扶柩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为之执绋。10月30日，任弼时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。力伯畏也参加了。
为了使任弼时的顽症得到比较好的诊治，苏联的医疗专家组受斯大林委派，在中共中央刚进北平不久就来到了中国。他们都是医术比较高超的专家，在苏联已颇具声誉，如前面讲到的第一批专家中的两位院士。
在第一批来华的医疗专家组中，除了组长外科大夫卡斯明斯基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科，神经科大夫康诺瓦诺夫外，还有一位外科大夫玛雅克，是位耳鼻喉科大夫，女性。这样，这次来的几位专家涵盖了内科、外科、神经科、耳鼻喉科等多个方面。
有这么多专家来到中国，傅连璋觉得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医疗机会，应该加以充分利用。当这些苏联专家来华后，傅连璋安排他们在给任弼时诊断治疗的间歇时间，为中央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体检。他们针对查出的病症提出了一些医疗建议，并建议建立病历和健康情况档案。
建立病历和健康档案的工作，主要是由力伯畏做的。她说：“当时他们开玩笑，说我的字写得好，就让我‘能者多劳’了。”力伯畏说，虽然当时做的更多的是些事务性的工作，但这使她有了较多与外国专家接触的机会，得到了一些有益的指点，增长了见识。
第一批专家不会讲华语，所以当给中国领导人看病时，他们需要有翻译陪同。力伯畏记得，第一批专家组的组长卡斯明斯基会说英文，所以专家组带了一个能做中英文转译的翻译来。在诊治的过程中，专家们的见解就由卡斯明斯基用英语讲述，再由那位翻译转译成中文。
在这批苏联医疗专家中，有一位女医生，名叫娜佳。她会说中文，但说得不太好，有些意思表达不够贴切或不太好理解。所以，每逢苏联专家来为任弼时诊治，陈琮英老是把毛岸英叫来，请他翻译。
由于在苏联生活了9年，毛岸英的俄语非常流利，可以毫无障碍地与苏联专家交流。他是每请必来，且尽职尽责。陈琮英开了这个先例后，当苏联专家再为其他领导人体检或诊治时，毛岸英就常被邀来当翻译，因为准确地了解医生的诊断意见，对领导人的保健和医疗是十分重要的。
由于建国初期政务繁忙，苏联医疗专家给中央的领导人检查身体后，几乎给每一个人都提出了这样的忠告：“注意劳逸结合。”
苏联专家们还向中央保健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。例如：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定期休假制度；在一些自然环境和条件比较好的地方，兴建疗养院。他们的这些建议，都被中央保健委员会采纳了。
第二批来华的苏联医疗专家中有内科大夫白祖比克。1956年，中共八大召开，许多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被邀请参加。会议期间成立了保健组，当时，力伯畏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的医疗保健工作。她记得那次会议赫鲁晓夫来了，跟随他的保健大夫就是白祖比克。
前两批来华的苏联医疗专家组，都是由卫生部接待的。到北京后，他们被安排住在北京医院的7号楼。后来长期在北京医院治疗的康生，当时就住在7号楼。每批医疗专家组来中国的时间是不固定的，什么时候换班有苏联方面决定。
那时，国内的生活条件比较差。虽然中央保健委员会对他们做了比较周到的安排，但比之他们在苏联的生活，就要艰苦一些了。
莫斯科属于高纬度地区，即使是夏季，气温也高不到哪里去。但在北京过夏天，他们就感到热得受不了。那时，中央领导人的住所也没有空调设备，苏联专家们的住所更谈不上了。于是，他们就在洗澡盆里灌满凉水，浸在里头降温。白天不出诊时，他们就整天泡在澡盆里看书。
当时，中南海里还有一位与医疗保健工作相关的苏联专家叫斯乔宾，据说也是克里姆林宫里的保健医师。他的任务，是负责指导如何做好中国领导人的食品安全和卫生。
斯乔宾对他的工作极为尽职尽责。当时，他负责中央领导人的食品安全卫生，每有宴会他必提前到现场，戴一副白手套，东摸西摸，发现一点灰尘便不依不饶。在对某些规范的执行上，更是到了异常死板的地步。例如，他要求所有送给中央领导人的食品都必须化验，不问来源。而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有专门的生产基地，封闭经营，敌特根本没有下毒的机会。因此，警卫部门认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化验，可斯乔宾不同意，结果时常发生争执。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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